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丛书
作者：陈虹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6月版 
定价： ￥25 元
ISBN：9787806964309

内容提要

        以本书中的人物为例——自最长者张元济起，至最幼者江村止，恰恰代表了他所说的前三代人——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晚清一代者，大多出生于1865—1880年之间，如梁启超、蔡元培、李叔同，以及本书中的张元济、张伯苓等人。“五四”一代者，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之间，如鲁迅、胡适、郭沫若，以及本书中的马寅初、梅贻琦、竺可桢、陈寅恪、陶行知、梁漱溟等人。他们幼年之时受到过良好的国学教育，青年之时又大都留学海外，对西方文化有着比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后“五四”一代者，又可分为前后两批：前一批出生于1895—1910年之间，如冯友兰、潘光旦、闻一多，以及本书中的钱穆、曹靖华、郑振铎、熊佛西、曹聚仁、王芸生、梁思成、胡风、常书鸿、费孝通等人。

        面对侵略，面对沦亡，文人们考虑最多的是什么？
        一、 奉献自己的知识，为抗日救亡出谋划策。
        二、 坚守自己的专业，为抗日救亡添砖添瓦。
        三、 忠于自己的使命，为抗日救亡呕心沥血。

      正如作者在引言中说的：“‘有一种财富叫精神’。这种精神，便是来自于这些‘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以前在各种正史当中，他们都是‘缺位者’；今天则应该将他们的精神大写于中华民族的史册之中。”

目录:

引 言：有一种财富叫精神
张伯苓：炸不垮的“南开精神”
梅贻琦：他将惊涛骇浪中的“船”开了回来
竺可桢：“流亡大学”的校长
张元济：“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郑振铎：“狂胪文献耗中年”
陈寅恪：“近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
钱 穆：“爱国素不后于人”
梁思成：“中国的建筑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
常书鸿：“我是敦煌的痴人!”
费孝通：“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
朱生豪：为了莎士比亚
陶行知：他把爱给了更多的人们
熊佛西：“你们是我的八十铁军!”
马寅初：“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者”
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王芸生：“现在是记者利用笔来杀伐敌人的时候!”
曹聚仁：“书生有笔日如刀”·
曹靖华：“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
胡 风：“愿和读者一同成长”
江 村：“即便倒下了，我也面向着敌人!”
后 记

后记

       两年前的今天，我写完了《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两年后的今天，我又完成了《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

        在那部已经出版的《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一书的《后记》中，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其实，当初我申报的课题并不是这个，而是<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文人”要比“作家”的范围更大，“文人”要比“作家”的内涵更广。但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计划——先写出他们中间的这批代表者们吧；至于“作家”以外的其他“文人”，就让我作为下一个课题，再去慢慢地叙述他们的故事与沧桑…… 所以，今天奉献于各位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则是早在两年之前就开始筹划和酝酿的了。

        那么，又为了什么我始终要将自己的研究课题选择在有关“日军炮火 ”和“中国文人(包括作家)”的范围之内呢?从表面上看，两年前——即 2005年，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两年后——即2007年，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七十周年。然而”纪念”云云，这只是申报时的一个 “名目”，或日“机会”而已；其真正的目的，则是来源于心中的那个久久隐藏的情结——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树碑立传”。

        由于种种的原因，数十年来，他们始终是各种正史中的“缺位者”，又抑或成为当今学者们笔下的“悲人物”。——比如说，祝勇即在他主编的《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书的《序》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中国) 恐怕没有哪一个社会群体像知识分子这样起落浮沉，在变化多端的世纪里经历着戏剧性的命运：从创世英雄到改造对象，从话语主体到边缘蜉蝣物，自身感受自是一语难尽，留给世界的影像亦是驳杂不清。”又比如说，陈明远则在他撰写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中“考证”出了“文人” 与“文化人”于本质上的根本区别：“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出现，标志着我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 ‘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为此，二者则于价值观上显现出了天壤之别：“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来使用，跟‘迂腐’、‘ 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 不可否认，在这些文人们的身上确实存在着许多的缺点和不足——他们既不会“登高一呼”，更不会“跃马扬枪”，尤其介在诸多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所表现出的，每每是“清高”，是“孤傲”，是“不屑一顾” ……但是，当这些人真正地处在生灵涂炭的战争之中，处在民族存亡的炮火之下时，又将是一番什么样的表现呢?——这，便是我在这部书中所要告诉于读者们的了。

        在《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的《后记》中，我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话： 人们都说，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不能动真的感情，但是当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却无论如何也理性不起来，心中不时翻腾着阵阵的激情；人们都说，撰写历史的时候不该带有想象，但是当我面对着那些饱经战火摧残的作家们时，却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思绪，总要去遐想他们在60年前的今天是怎样的一番情景……整整半年的时间，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电脑前与他们一同经历着这场硝烟弥漫的战争——一同逃难，一同挨炸，一同感受着死亡的威胁，一同企盼着胜利的到来。这是以往写任何一部书时所从未有过的感觉，也是以往写任何一部传记时所从未有过的震颤。

        的确，当我们揭去了蒙在这些“文人”们脸上的那层面纱之后，方得知他们同样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与气概，有着以知识、以学问挽救国家的决心与坚强。因此，就当作是给他们摘“帽子”吧，我写下了这部书——由于篇幅的限制，只能选择他们中间的寥寥20个人物，还有更多的大师与大家们未能收录其中。但是就这20个人物，却足以代表中国“文人 ”的特点与风范一“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这是 2006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探望季羡林时说的一番话，如果借用过来，岂不也正是对那些众多的早已故去的“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们所做出的评价? 此书的写作前后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今天能够迅速而又顺畅地呈献于读者的面前，首先要感谢的是如下。的专家和学者——梁吉生、吴洪成、张彬、吴方、周武、陈福康、吴定字、汪荣祖、陈勇、林洙、费慰梅、叶文玲、张冠生、吴洁敏、朱宏达、王一心、袁化甘、曹树钧、邓加荣、杨建业、郑大华、王芝琛、卢敦基、周静、李伟、丁言模、戴光中、王东生 ……是他们曾经为这部书中的20个文人写下了各种的传记或是评价文章，他们的研究不仅为我开拓了思路，而且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资料。其次，要衷心感谢的是天津古籍出版社的领导及编辑，是他们给予了我相当的厚爱和支持，不仅于两年前合作出版了《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而且于两年后再次推出了它的“续集”。

        我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硝烟，也没有经历过死亡的威胁，但是作为晚辈，尤其是作为“文人”中的一名晚辈，我真切地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笔还原出这批饱经战火摧残的前辈文人们的心态与足迹；我更真切地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记述使他们不再成为正史中的“缺位者”。

        ——他们是中华文化的卫士，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杰!

2007年清明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