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作者：石田米子 内田知行 主编
出版时间：2008-6 版次：2008年 6月第 1版
I S B N：978-7-5097-0190-4/K·0019 页数：400
开 本：20 印张：20 字数：289千字. 原价：49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日本民间学术团体“从性暴力视角看日中战争的历史性格”和日本民间组织“搞清日军性暴力实情，支援请求赔偿诉讼会”的全体成员历经十多年的辛勤工作，先后走访当地20多次，形成了120分钟盒式录音带共约150多盘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整理、核实后完成的一部力作。调查对象主要为侵华日军在山西省盂县实施性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作者通过长期和受害者女性本人的发自内心的交流，以及紧紧扣住每一个具体的受害事件的展开，再现了当年的历史情景，勾画出了日军性暴力犯罪的种种形态。同时，在完成日军性暴力犯罪调查的基础上，又展开了对日军性暴力犯罪的深层次、多角度研究。包括对关于日军性暴力记录的发掘过程的反省；关于日军在山西乃至华北地区的“慰安所”的调查研究；从宏观角度对山西省日军特务机关和伪政权机构的研究；对日军占领期间，山西省盂县的抗日运动的研究。以及对日本的相关文学作品中看到的战场上的性暴力描述的分析研究。书其中不乏深刻的、极具震撼力的论述。
作者简介 内田知行 1984年读完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博士课程。现为大东文化大学国际关系学部国际关系学科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抗日民众运动史。主要成果有《抗日?争と民???》，创土社2002年出版，《黄土の大地1937～1945 山西省占?地の社会??史》，?土社，2005年２月出版。
石田米子：1962年修完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东洋史学修士课程。先后在东京大学、冈山大学任教，冈山大学教授，现为冈山大学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最近十年致力于侵华日军的性暴力犯罪课题研究。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在完成本书编著同时，还完成了《ある日本兵の二つの??———近藤一の?わらない?争》（与内海爱子、加藤修弘共编），社会评论社2005年1月出版。
本书的其他作者都属于日本民间组织“搞清日军性暴力实情，支援请求赔偿诉讼会”的市民。分别为：池田惠理子（电视制作人）、加藤修弘（高中教师）、川口和子（律师）、川见公子（自治体成员）、小林千春、坂本博美、佐藤佳子、芹?明男、田卷惠子、福田广幸（公司职员）、友野佳世（大学教员）、堀井弘一郎（高中教员）。
中文目录
序 步平 ／1
写在中文版出版之际 石田米子 内田知行 ／1
原版前言 石田米子／1 第一部分证言·资料篇
——来自山西省盂县农村的控诉 对盂县西部性暴力受害者的访谈调查概要 石田米子 ／3
附：当地调查经过 ／13
原著出版后的诉讼经过 田卷惠子 ／26 发生在山西省盂县农村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证言记录
山西省·查明会 ／32 一河东村及其周边村庄 ／33
1．尹玉林(河东村·受害女性·原告) 整理·石田米子 ／34
2．杨时珍(河东村·受害女性·原告) 整理·福田广幸 ／41
3．杨喜何(河东村·受害女性·原告) 整理·佐藤佳子 ／42
4．杨秀莲(河东村-受害女性南二仆的养女·原告)
整理·川口和子 ／44
5．杨时通(河东村老人) 整理·加藤修弘 ／50
6．杨宝贵(河东村老人) 整理·加藤修弘 ／58
7．南拴成(南头村·受害女性南二仆之弟)整理·川口和子 ／65 二西烟和南社 ／68
1．高银娥(南社村·受害女性·原告) 整理·佐藤佳子 ／68
2．赵润梅(西烟镇·受害女性·原告) 整理·川见公子 ／70
3．张先兔(西烟镇·受害女性·原告) 整理·田卷惠子 ／73
4．老张(南社村老人) 整理·加藤修弘 ／76 三游击战下的各村庄 ／82
1．万爱花(羊泉村·受害女性·原告) 整理·共同 ／83
2．赵存妮(尧上村·受害女性·原告) 整理·小林千春 ／99
3．王改荷(侯党村·受害女性·原告) 整理·川见公子 ／102
4．葛孟五(木来凹村老人) 整理·芹泽明男 ／105
5．刘昧拴(赵家庄·时住辛庄村老人) 整理·芹泽明男 ／107
6．王双妹和杨喜翠(南贝子村·同村夫妻) 整理·坂本博关 ／109
7.王双队(小掌村老人) 整理·坂本博美 ／110
张喜花(小掌村·老年妇女) 整理·坂本博美 ／111 证言解说 袭击大娘们村庄的战争
——从山西省盂县农村看到的日军面貌 加藤修弘 ／112
前言——黄土高原的村庄 ／112
第一节 盂县发生的侵略战争 ／116
第二节 大娘们的村中发生了什么 ／131
结束语——日军撤退 ／167 记李贵明 川见公子 ／172 第二部分 论文篇
——发生在山西省的性暴力及其背景 关于日军性暴力的记忆·记录·记述
——来自山西省的战场性暴力调查 石田米子 ／177 山西省的日军“慰安所”和
孟县的性暴力 石田米子 内田知行 ／197 天津的娼妓制度和日军“慰安妇” 佐藤佳子 ／231 田村泰次郎描写的战场上的性
——山西省·日军支配下的买春和强奸 池田惠理子/254 山西省日军特务机关和傀儡政权机构
——联系盂县发生的性暴力 堀井弘一郎 ／283 山西省盂县的日军占领统治和抗日运动 内田知行 ／317
后记 内田知行／363
年表 ／365
译者后记 赵金贵／369 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记录了由日本的大学教授、高中教师、律师、公司职员等组成的团体从1996年开始的调查研究成果。这个调查研究组用了6年的时间，对居住在中国山西省盂县农村中的日军性暴力的女性受害者进行了18次调查访问，在记录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同时，还从政治、社会的各个层面，对发生在山西省的日军性暴力及其背景进行了理论性的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以对女性的性暴力问题为代表的一系列日军在侵略战争和对殖民地的统治过程中造成的伤害事件的索赔诉讼在日本越来越多地被提了出来，引起了人们对这一情况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对日本人的战争历史认识也予以极大的冲击。 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女性的性暴力’其实是一个涉及范围很广泛的问题。对于许多有过战争经历的中国人来说，一提到日军对女性的性暴力，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在日军进攻的所到之处对妇女的奸淫强暴，其中有像在攻陷南京时集体性的对妇女的暴行，更多的则是对处于其前线的地区，特别是农村的妇女的强奸暴行。当然，军队有组织地设立“慰安所”，强征“慰安妇”，也是对妇女性暴力行为的一种表现。显然，这些行为都是违背人道与人性的明显的战争犯罪。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审判中，并没有根据“对人道之罪”追究日本军队普遍的对妇女的性暴力行为。虽然在个别的审判中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但仅仅因为受害者是欧洲(荷兰)的女性。至于规模巨大的对中国妇女的性暴力，还有有组织地强征朝鲜、中国台湾等当时日本殖民地妇女作为“慰安妇”的行为，在审判中根本没有被触及。 20世纪80年代，以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尹贞玉为首的一批韩国女学者开始关注“慰安妇”的问题，并从1988年起开始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地进行调查，陆续发表了文章，一度被湮没的日军对女性的性暴力问题首先以“慰安妇”问题的形式逐渐浮出水面。1990年6月，旧日本军的“慰安所”及“慰安妇”的问题被提上国会，政府被要求进行调查、承担责任。在那之后，学者首先组织起来进行了资料的搜集，日本政府也在学者调查的基础上两次公布了对有关“慰安所”及“慰安妇”问题资料的调查结果，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在1993年发表了谈话，正式承认当时是“根据日本军队当局的要求设立的慰安所”，所以“慰安所”的设置、管理及“慰安妇”运送等活动，与日本军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且提出了不应“回避历史的真实”，“正视历史教训”的问题。 本书的作者们开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注日军性暴力问题，并对中国大陆进行调查的。而在调查中他们发现：以“强奸”形式表现出来的对女性的暴力比以“慰安所”和“慰安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问题更为广泛，更为严重。而将日军性暴力问题简单地表述为“慰安妇问题”是有问题的。正如本书作者在山西省进行的调查所证明的那样，对妇女的强奸行为“不仅仅在中国，在亚洲战场的所到之处都极为广泛、频繁发生着，从总数来说，可以认为超过了‘慰安所’的被害者和攻陷南京时集团强奸的被害者”。于是，作者提出：这种发生在前线农村地带战场上的性暴力，是有别于攻陷南京时集体性的对妇女暴行与设立“慰安所”强征“慰安妇”的暴行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类型，也可以说是后方的“慰安所”的前线型或末端型。 在读了本书作者的调查，了解了作者的立场与视角后，我也深深感到：实际上，设立“慰安所”，强征“慰安妇”只是_日军有组织性暴力行为的一种形式，而在战争中不分时间和场合对妇女的强暴，则是日军性暴力行为中更普遍的现象。本来，“慰安所”和“慰安妇”的概念就是从当时的日本军人的角度提出的，本身就带有极大的侮辱性和很大的欺骗性；而将被日军强暴的处于前线农村的妇女称之为“慰安妇”，就更不准确了。诚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无视这些妇女的受害实际情况，笼统地以“慰安妇”概括，是对被害女性的伤害。实际上，受到这种伤害的中国妇女的数量应当有庞大的数字和规模，可是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确实还不充分。因此，无论从历史学研究的意义上还是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上，本书的调查研究都是有特点的，值得重视的。 旧日本军队对女性的性暴力问题，是战后没有得到解决的战争遗留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遗留，主要是战后审判的不彻底性和美国对日本的庇护造成的，是美国战后实施冷战政策的必然产物，压制了亚洲被害国的正当要求。随着战后国际社会的进步和日本经济的发达，日本社会的市民阶层日趋活跃，大量建立市民团体，在争取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对人权有新的认识，特别是对战争侵犯人权的行为有了反省。虽然相当多的日本人是站在自己是战争被害者的立场上谴责战争和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的，但是，也有一批对自己作为日本人的“加害”责任有新的认识和反省意识的人，在国际社会对妇女权利重视的背景下，在日本社会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性意识”受到强烈冲击的背景下，从加害者的角度思考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本书的编者们就属于这种情况。 对于日本社会来说，日军对女性的性暴力问题不仅是涉及战争赔偿的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与日本人的战争历史认识有密切的关系。 战后60多年来，日本社会针对1948年结束的东京审判以及日军对女性的性暴力为代表的历史认识问题，有相当激烈的争论。右翼与保守的政治家和坚持历史修正主义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派的学者，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强调以主权国家为中心，坚持理念和正义都属于国家以及民族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制造种种否认侵略罪行的理由，对日军的性暴力行为进行了系统的否认，提出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删除有关内容的要求，甚至组织了波及面相当广泛的运动，导致一些地方议会作出相应的决议。在这样的环境中，对日军战时性暴力行为的揭露与批判就不仅仅是关注在战争中受到残害的妇女们生活和命运的具体的历史遗留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认识战争的侵略性质，如何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如何把握日本今后发展方向的重大的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本书的作者们的努力非常值得重视。 首先，本书的学者和许多从事该问题研究及诉讼的律师们是要从解剖这一历史问题人手，端正日本人关于侵略战争性质的认识，促进日本人担负战争责任的自觉，用他们的话说，进行那些活动是在进行“宣言”式的工作。作者在书中写了这样的一段话：“在对山西省农村受害女性以及村民们进行被害实际情况的听取过程的同时，我们也非常想去问那些一直保持沉默的日军原士兵们，为什么要施加如此残酷的性暴力?有没有后悔过?以及被有罪的意识折磨过?战后又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也确实进行了那样的询问。正是在进行了这样的思考后，作者提出：“战败后过了半个世纪多，终于进入了日本人面对自己的加害行为的时代，去听诉说给我们的少数的士兵的证言，搞清楚实际情况，将记录保留下去——这是今后的一个重大课题之一。”其实，对于中国的学者和关心战争历史问题的人们来说，也需要把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和追究放到那样的宏观的背景下考虑，放到中日21世纪关系的大背景下考虑，要把解决战争责任认识作为主要的目标。从根本上来说，战后60多年来我们关于抗日战争历史问题的研究，其目的也在这里。 其次，作者们在实证性研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本书的第一部分是作者对受害者本人进行的调查，其询问的细致入微和记录的客观准确，都属于相当规范的实证研究的典型结果。本书第二部分是作者进行的研究性成果，可见在资料证据的搜集上投入了巨大的劳动。这是因为他们的每一项研究结果都要面向社会，必须经受检验，所以需要十分注重准确性和科学性。中国作为主要的战争受害国，搜集战争受害的资料应当说是有优势的，但是在中国国内过去的这一类课题的研究中，仍然有许多“以论代史”的现象，大量的“纪实”性著作的可信度也值得怀疑。面对这样的研究成果，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我在这里还想特别强调一点看似简单，但又往往被人们忽略的问题，那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们都是日本人。说简单，是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说容易被忽略，是因为中国的读者往往会从作为中国人的自身历史记忆的角度对该书进行判断，并不一定完全理解日本作者的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和语言环境。作为日本人，正视侵略战争期间的加害历史事实，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许多人关注作者们对受害中国女性的同情心，当然，同情心是必要的，但仅有同情还是很不够的。对于日本人来说，一方面需要了解战争中的那些残酷的事实，更重要的是需要使思想经历一番磨难。而实现了这一过程，中日之间的相互理解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积战后60多年的经验证明，真正做到面向未来的相互理解，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使中日两国人民站在同一立场上理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还需要做出相当艰苦的努力。为了从更宏观的高度把握研究日军性暴力问题的现实意义，应当关注日本社会对于以该问题为代表的战争责任的种种表现和研究动向，注意各种各样的“史观”和思潮，这就是将这本书译成中文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日军性暴力问题的态度，是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晴雨表”，也是承认还是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试金石。如果中国的读者能够通过这本书对日本社会的战争责任认识获得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促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对建设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将是很有意义的。
步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